铁林的共享空间

北京爷

龙云兄写的20集电视连续剧《小井胡同》的片头曲中唱道：“您走进咱们这条胡同，会认识不少面孔：爷儿们、哥儿们、娘儿们、姐儿们——都是咱们普通的老百姓……”

北京的地域文化中，语言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如，过年讨个吉利话，俗称“口彩”，您在旧时的胡同中徜徉肯定能听到。不仅能听到，还能看到：挑个筐卖荸荠的，卖柿饼、苹果的……人们买它无非是为了那两个谐音字“必齐”或“事事平安”。买花生，李子、枣、桂圆亦如是，无非要“早生贵子，而且要花拉着生，男女都要有。”如果不用北京的方言，用上海话或福建话说，恐怕就没有这层意思了。

早年间，京城内老百姓出殡也分三六九等：“两人串一杠，四人一提溜，八人小抬着……”最穷的人死在胡同里，俗称“倒卧”，一领席，卷巴卷巴，杠子一串就去了乱葬岗。稍微好些的，一口薄棺，四人扽着四个角，这就叫四人一提溜。家有隔宿之粮，还能请得动和尚、道士念经，放焰口，出殡之时即属“八人小抬着”的了。

这些都是陈年旧事，现如今，去给逛大栅栏的人讲这些，不大会有人听。但如果给南来北往的人说说大栅栏西街的一位爷的发家史，备不住人们会感兴趣，兴许，还会到他的店里小憩，吃上一碗地道的老北京炸酱或芥末囤、麻豆腐、灌肠之类的传统小吃。

这位爷儿姓贾，名勇。人长得虎背熊腰，一米八的身量，无冬立夏总套着一件摄影背心。在大栅栏西街这地界儿，他开着一家彩扩店和一家餐馆。

餐馆外没设幌子，“水村山廓酒旗风”在他这里不时兴，只是在门外四盏红灯笼下、当街的墙上刻着阳文“天海”二字。

一进门，有块匾，写着“京味剧社”四个大字。右手墙上，一幅“夏日闲散王府图”。左手是楼梯，拾梯而上，二楼仍有四个雅座。从楼梯到二楼的墙上，满满堂堂地挂着十几张照片：黑白片作旧，全是胡同里旧时的人物、景物、门栓、门鼻儿，老人，孩子……外加半拉子门墩。这几年时兴的，二三十年代旧上海美人招贴画也有几张，不当不正地挂在东西墙上。为了烘托老北京餐馆的气氛，大喇叭留声机，大车店里的马灯，也都撂在店堂里醒目的位置上。这还不算，店里的DVD，连轴转地播放着八个样板戏，刘宝瑞的相声，关学曾的北京琴书……透着店主人恋旧不复古，喜洋不媚外的“与时俱进”的精神。四名店小二被贾勇调教得颇俱身份：和他本人一样，一水的麻花扣，中式立领外罩，从端午到立秋每人一件汗禢儿……伙计们的“堂口”嘹亮：“里面请了——四位”或“慢走了——您的……”所有这一切铺垫，都得使得天海餐馆的生意好上加好：到了五一、十一黄金周，饭馆差点爆棚。

如果仅仅行文到这里，读者可能觉得没什么大了不得的。现在的北京城摹仿旧时老餐馆那一套的店多了……其实不然，这得从我们这位爷儿们的行为处世谈起。

贾勇结交甚广：上至社会名流，学者教授，走红明星，下至街里街坊的穷亲戚，小时玩好的朋友都经常到他的店里走动。少时的朋友之一群爷，隔三差五就要到他的店里坐坐，弄上一壶老酒，聊作“赢洲”之谈。群爷也不是等闲之辈，现居某剧院的艺术总监之职。“二啊，先来壶高沫，再弄两菜……”

贾勇到店里，总是在半下午，如果有熟人在，他的第一句问候就是“早上好”。他告诉别人，这叫“散德行” 。恰巧今天碰上群爷在他的店里独酌，于是一场京味对白就开始了。“二啊，把咱家的《小井胡同》第四集、第七集，给群爷放放。”“嗯，王姬演的好，比较风尘，但小井胡同这块匾不对啊，那时都是蓝底白字，哪里有红底的？”群爷道。贾勇道：“新北京人他不懂这个，像我们这一代人如果不像海绵一样，吸收一些胡同里的老北京方言像什么：‘概喽、哏，铤，玻璃花，琉璃球，屁篓子，点补，操行……’那就完了。我要是这么不停地吸收，到我五十岁的时候，定会有一帮人追着我。”

当故事进行到王姬饰的角色，扭搭、扭搭去逼查老大成婚时……贾勇道：“你看看，你看看，王姬演得多好，就这几步，就透出那时暗门子的骚样儿，‘我就是查老大靠的那个野娘们……’我敢说这是王姬演得最好的一部戏。本子写得也好：刘家祥、查老六、乔脖子，何老二，疤拉儿眼、水三、柴禾妞……个顶个的饱满。”

贾勇1963年生人，他一落地就被送了人，养父母待他特别好。“文化大革命”时他已记事了，站在房上就可以看到楼下打人，他们家楼下就是工人民兵指挥部。“那时候我和别人家的孩子一个样，淘气，打架……就这个店的斜对面曾是国民党军乐团的宿舍，解放军围北平时，蒋介石曾到北平给溥作义打气，担任仪仗，凑乐的那伙子人就住这里。蒋介石走了，这伙人就被留了下来。解放后，这帮子人成了中央乐团的老班底。乐团中有个金老先生的孙子，成了我的好伙伴……我‘幼尔失学’，一挨打就往他家里跑，金先生边拉琴，边开导我：‘少年不努力，老大徒伤悲’……”

“文革”时期学度废弛，那时长起来的孩子能学什么。小学一毕业贾勇就进了体校专攻举重，眼下这副身子板就是练举重时落下的，用武行里的话说，就是“放了肉。”

“城南是穷人呆的地方，胡同里穷人多。富人护犊子，孩子顶多不成材，要是穷人护犊子，那可不得了，这条街上那几个‘歪瓜裂枣’小时都是我们一茬的，都多大岁数了，还打打杀杀呢，不用说派出所腻烦他们，连我都想说他们两句，不能‘与时俱进’。”

从北京举重队下来后，重新分配工作，贾勇选择了“北京珐琅厂”。“在珐琅厂点蓝，点了半年，我就烦了。天天坐着，屁股上直长火疖子……我找厂长去说，不管多脏多累，只要不是天天坐着就行。结果厂里的活儿我都扒拉了一遍……烧锅炉，电器焊、管道工……最后我还是辞职下了海。”

下了海的贾勇拣了个最辛苦的活干，那就是“祥子的干活”——拉车。

拉车是旧社会穷人的饭辙，这里面的讲究颇多，否则老舍先生也不会写出一本书来。不过到贾勇拉车的时候，已经是八十年代初期了。老爷子刚刚辞世，自己又辞了工，五行八作，不摸门径。干车行，凭力气吃饭，既锤炼了身子板，又端正了品行。“可说是说，干是干，真正干上了还是挺苦的。”一提到1983年拉车的苦，贾勇的戏瘾又犯了，在店里自己的座位上，喝上两口老酒，向在场的好友叫开了板：“苦啊……顺着风脚沾不了地，抢着风喘不来气……一次我送一位客人去北京站。冬天，数九隆冬的，天还没全亮，用文化词就是‘一弯残月挂楼梢，一群老鸹哇哇叫……’”

“那有楼啊？”有人想点破他。“前门楼子，不是楼啊……我一个来回，汗都下来了。我把车一停，就看着那黑黝黝的前门楼子发了呆……爹啊，你也不管勇子啦……”说到这里，他大嘴叉子一裂，别人想笑也不敢，这毕竟是悲剧场面。“说到拉车人，诸位不知道，像祥子那样的，还算好的，有的一天下来，三两老酒，花生米都不敢买，一根猴皮筋在嘴嚼来嚼去……三年困难时期我爸喝酒也就是五粒花生米，喝一口，嗑半粒，现在想起来都让人辛酸……”这回贾勇动了真情，旁人的脸色也都跟着黯淡了下去。

现在的贾勇真是“站着房子，躺着地”了。城里城外，七八家彩扩店，豪宅二处，汽车一部。不少人说贾勇是西街的首富。“可不敢这么说，天外有天，人外有人，石大哥就比我有，要说起家，除了吃苦耐劳，机遇等还要加上一条就是德行。人无信而不立，人无德而不行……”

在大栅栏西街，人们提到贾勇，都翘大拇指，但真正了解他发家史的人并不多。“出了车行，我开始学做买卖，卖菜，卖西瓜，画画，卖画，到西山挖坑种树，知道吗？挖一个坑4角钱……烟也倒过。外汇券也倒过，蛤蟆镜，牛仔裤、花格子汗衫……告诉你们吧，当时大栅栏有的，我都做过，可又怎么样，温饱而已。我媳妇就说我，‘没你那么实诚的，做买卖把进价都告诉人家了，你还赚什么钱。’可说呢，不过偷奸耍滑那一套咱不会，没办法。守着多大的锅，使多大的碗，听天由命吧。”

就在这当中，出了一档子事，贾勇的航船终于驶上了正途。

原来，有一天贾勇内急，一头钻进了三富胡同口上的那间厕所。他进，别人出，厕所里再没有旁人，解完大手，刚要出门，他突然发现窗台上放着个纸包，打开一看，“豁！里面整整齐齐一摞子钱，我用手一掐，怎么也得四五千块……“要说我一点不动心也那是假的，可又一想，老爷子生前就教导过我：不义之财不可取。我就蹲在厕所外面等着，解手时丢钱的人，回来找的功夫大不了。果然，一枝烟卷没抽完，刚才那人就回来了，我装没看见，两眼望着大天。此人从厕所出来后，眼光落在我身上，干咂吧嘴想说什么，可又不好意思开口……‘您是不是有什么东西忘在厕所里？’‘嗯！不错，一个纸包！’‘您看是不是这个’说着我从兜里掏出来递给他。他当着我的面将纸包打开，用手一划拉‘行，小伙子不错，见财不起意，走，找个地方聊聊……’此人就是石大哥，外号石毛子……”由于石大哥的帮助，借款给他，他买了彩扩机，干起了彩扩行。“‘人无外财不富，马无夜草不肥’，可外财不能靠偷，不能靠抢，我有了起动资金，往下就得靠自己的勤奋，最多时我买过十五部彩扩机，城里城外的彩扩店也开了七八家。”

新近，城南拆迁扩路，摄影爱好者贾勇又开始忙活儿开了。煤市街上，大齐家、小齐家，王皮胡同……都少不了他的身影。曼富图的三角架，林好夫的专业相机，往谁家的房顶上一站，拍几张城南鸟瞰，那做派，那行头真让人想不出他初上道时的情景。“那时我只能买过期盘片，卷是自己缠的，没暗盒，到长城图片社要。没钱买药就到大北照相馆去收人家的废药……相机开始是孔雀DF，接下来是美能达300，再接下来才是尼康，佳能……”

贾勇不是抱残守缺之人，时时刻刻不忘他的“与时俱进”，在店里他经常开免费的晚餐。这样的聚会，群爷自然是少不了的，此外还有和他身量差不多的名演员李琦，女演员海燕……以及赫赫有名的作家、学者……“我文化不高，有个餐馆大家一吃，一喝，一乐，我不也是长知识，开眼界吗，别老把生意口挂嘴上，人活着就是找乐子。”

他对传统北京文化也有着与生俱来的敏感与爱好。“二啊，把老舍的《茶馆》给爷儿们放放……树木老，叶儿稀，人老猫腰把头低。甭说我，混不了，王掌柜的也过不好……”贾勇用菜谱本打着拍子，佝偻着背，边走边念，害得饭馆里的人哈哈大笑。

图画里的女孩

北京城内枣树花开得最晚，春三月，雌杨树将毛毛虫似的花蕊撒满马路后，接下去开的就是紫不溜秋的泡桐花，五月的槐树花香遍大街小巷之后，才是枣树。它花开不显，暗香浮动。胡同里的老院落里，有那么一两株枣树是京城平民百姓的身份与喜好。胡同里住着的也并非都是穷人，近年来，“达官显贵”也喜欢住胡同。高宅大院，进深非三即五，市值动辄数百万乃至数千万元。他们的庭院里，花开富贵：不是海棠、丁香，就是白玉兰。

兵马司胡同在西单缸瓦市路西。我说的这位姑娘就住在这条胡同里的61号。不大的小院内有两棵树，一棵枣树，一株石榴，枣树高，石榴矮。姑娘赁的是东厢房，房门朝西开，屋子的面积很小，只有四平方米。屋内，我和姑娘都磨不开身，只好搬了两个小凳，坐在屋子外面的枣树荫下。

姑娘的小名叫姣姣。风流秀曼，軃发垂髫的她，待人的态度亦相当温和。

姑娘1998年才从河北无亟县来到北京，无亟也并非她的老家，只是那里有一家歌厅，她离家出走后第一站便来到这里谋生，在歌厅应聘，管理音响。由于才貌出众，引得一些“狂蜂浪蝶”终日纠缠不休，生性懦弱的她只好孤身一人再去闯京城。

我和她初次相识是在2001年，我对宋庄艺术家的拍摄工作已经到了“官子”阶段，在一位画家的寒舍里和她相遇。

艺术家大多“放浪形骸”，虽“鳏居”者多，但并不乏女孩子像候鸟一样去“关心”他们。某男，带某女到谁家，并没有人注意这码子事。可我由于职业的习惯，看人看事比起艺术家们还是细了几分。我注意到这个女孩子和带她来的那位男艺术家并不太协调，姑娘伶伶俜俜的好脸红，说话也是怯生生的，一点也不像其他女孩尖起嗓子来数落自己的男友，如数“苍头”一般。

稍后，我来到女孩和她男友的家里。她的男友是一位高大威猛，一脸落腮胡须，河北某大学的艺术系老师。这位艺术家给我看他给姑娘录的相。到底是艺术家，录相机里这个被唤作姣姣的女孩蓬蓬然走来走去，并没有穿衣裤……姑娘红着脸也凑过来看，我倒有些不好意思了。

在飘着枣花香的小院里，姑娘最先跟我谈的就是她和那位艺术家如何分手，以及她下一步的打算。

“赵老师，其实他人也不坏，特有艺术感。但他辞了公职，生活上一点保障都没有……再有，他的脾气不好，有几次我险些挨他的打。不过我也不好，我特别会气人，你别看我老实，但说起话来，还是挺噎人的。”

“那盘带子呢？”我问。

“您还记得它呢？它让我给毁了，我不想让别人看见我的身体，多丢人。不过当时我可没有这种感觉，觉得音乐和当时的环境所制造的就是这种气氛，他可真会布置环境……”

“那当然，要不怎么说他是艺术家？”我顺着她说。

“你靠什么生活呢？”我又问。

“我有一帮子姐妹，小高、小郭他们都在打工，我也在一家服装公司作文秘。可是我在哪里也干不长，多则三五个月，少则一两个月……我刚从‘北图’后面的宿舍搬过来，单独住。我不愿意和那么多人挤在一起，一间房内，四女一男，我喜欢清静……”

“哦，女生宿舍里还有男人？”。

“不是，王姐和那个男人是夫妻，床前挂着帘子……可王姐老是挨那个男人的打，被打后王姐还死心塌地伺候那个男人，我真有些看不下去。”

“你的这间房也太小了。”说完我起身又到她那四平方米的屋里寻视了一下，她也跟了进来。“我喜欢记日记，你可以看！”说罢，她从床下的、破纸箱里拿出两个硬皮本，交到我手里。我坐在屋外细细地瞧，她则仰着头看房脊上一只弓着背的小黄猫。停了一会儿她才又说：“我没有那么多钱，租不起大房子，我特别羡慕那些有钱人，那些奋斗成功的女人，我都二十好几了，赵老师你说我会成功吗？”

“你眼下在干什么？”我问。

“这几天我没活干，过几天到动物园金鼎服装批发市场看看，有没有我能做的活儿，我喜欢做服装生意，天生对女人的服装有灵感。你能帮我找一份这样的工作吗？”

谈话到最后，我答应给她找一份工干，她也答应继续配合我的采访。

她送我到门口，出了门，我将门牌号记了下来。

再见面时是深秋，几场秋雨过后，秋老风寒，国家气象局大院里的梧桐树，简直落尽了叶子，残存在树梢上的几片看样子也支撑不了几天了。

姣姣这次租的屋，是一大排平房里的一小间。

“该生火了，你不觉得冷吗？”我问她。此时的姣姣穿了一件她自己缝制的小棉袄：单排扣，靠左，蓝白相间的小碎花挺别致。“我不会升火，前几天买了一个电暖气，插上电源后两个小时才能起点作用。”

“我给你介绍的工作怎么样了”

“起先，人家看着你朋友的面子接受了我，可不久，店长就开始挤兑我，说我不会来事，总是怠慢顾客，我又干不下去了。下个月我要去乌鲁木齐，有一个江苏人让我到他那里去玩，他人可好了，来回搬家（前段时间她在通州住了些时日）全都仰仗于他，一个女孩子家家的，身边没个帮手可不行……”

从新疆回来后，她打电话给我，说她改变了对那个江苏籍的新疆人的看法，“此人仅仅是个生意人，没什么文化，而且有妻有子，我呆下去也不会有什么结果。我想自己开个铺面。挣多挣少都是自己的……我雇不起人，让我妈妈过来给我当帮手。”

转过来年，在一家服装超市里我终于找到了她的铺面。她去进货，不在店里，只有她的妈妈接待我们。从她妈妈的嘴里，我又了解了不少姣姣的情况。

姣姣的老家在河北某县，父母在县里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新近退休，在家里做装裱生意，除了这两项收入外，在县城内的商业街还有几处铺面出租，匡算下来。姣姣家的收入应属上乘。

我问姣姣的妈妈：“照您的说法，姣姣根本没有必要出来找工干。”“唉，问题出在我和她爸疏于对她的管教……姣姣小的时候是在农村渡过的，一直跟着她外婆外公，当初我们在县城里工作，居住条件不好，就没有接她进城。没想到姣姣小学毕业后，来到县里上中学，在感情上和我们疏远了，不大听我们的话。学习成绩，她在班里一直是数一数二的，考大学本不应该有问题，结果高三临近毕业，她……唉，怎么说呢，她和校外的一个小伙子搞起了恋爱。我和她爸怎么说她都不听，越管，她越抵触，越反感。就这样，她偷偷地跑到她姨妈那里……几年过去了，想叫她回来，她不愿意……这不是，她又打电话把我给拘了来，给她打下手。”正说话间，姣姣回来了，她手里拎着一个包，肩上还扛着一个包，腰包横挎在髋骨上，气喘嘘嘘，云鬓散乱……

“妈，你不要在赵老师面前说我坏话呀！”

“你有什么坏话可说，赵老师都等你半天了。”她妈妈回了她一句。

“赵老师，你看我的小店怎么样，旁边那几家都卖不过我。”姣姣自豪地对我说。我们又在她的店里盘桓了一会儿，怕影响母女俩的生意就告辞了。

生存紧张，竞争激烈，姣姣小店边的几家铺面眼瞅着干不过姣姣，开始通过和法与非法的手段排挤她。接下来的几个月，一接到姣姣的电话，就听到她委屈述说，谁谁又砸了她的店，谁又偷了她的衣服，说到伤心之处，不由自主地在电话里呜咽起来：“赵老师我要是有一个有钱有势的男人，就不会受这份罪。”我问她，你妈妈呢？“我叫她走了，你知道吗，她什么都干不了，我每个月还得给她开资呢……”

我是个忙、闲都能兼顾的人，闲暇时我会请姣姣吃饭。姣姣非让我到她的住所附近，说那里的饭菜便宜。她接二连三的搬家，我问她新的住址，她告诉我在中关村南路的一幢楼里。

我找到她时，她正在归置屋子。时令是冬季，8平方米的屋里暖气烧的热气腾腾。我环顾四周：屋内有两张床，一张课桌夹在中间，桌上放着一面镜子和女孩子常用的化妆品，桌上有一摞时装素描。她问我画的如何，我说不错。她说这是她上了四个月中央美院的服装短训班得到的结果。“赵老师我遇到一个情况，你说我应该怎么办。”

几个月之前的仲夏之夜；一天傍晚，姣姣预备回到自己的店里，在友谊宾馆十字路口，有一辆豪华轿车抛了锚，姣姣刚巧走到这里，看见一个中年男人正在吭呦、吭呦地推他的车，姣姣是个热心肠，赶快跑过去帮忙……车子发动了，中年人挺高兴，让她坐到车里凉快一下，姣姣说，不了，还要赶回店里。“我都说不了，他还是非让我上车，反正也没几步，我就上了他车，他将我送到店里，又说了好些鼓励我的话才走。”她继续给我讲。

“没过没多长时间，他给我打电话，说请我吃饭，开始我不想去，毕竟只是见了一面，可想到他那堂堂正正的脸，不像是坏人，就答应了。”

那一次他们吃的是西餐，姣姣没吃过西餐，刀叉老是摆弄不好，再加上相识不久，席面上姣姣难免局促，羞怯。这个有着堂堂正正相貌的中年人，赶紧握住姣姣的手，教她如何对付那些不听话的牛排。“他夸我是一个好姑娘，懂得自食其力，并说有了这样一个基础，再加上适当的外部环境，一定能够成功。当时我还不明白什么是‘外部环境’，傻乎乎地问他，他说就是我呀……‘你有什么困难尽管跟我说。’赵老师，我当时差一点就说了，后来我还是忍住了……”

我知道姣姣的困难，她缺钱。

扩大店面需要钱，想进一步深造，去美院学习也需要钱，可这位突然来到姣姣身边的男子到底何许人也？

“你别急，接下来我们又见了两次面，他还到我这里来了几次。他好像是主管进出口的一位官员，在欧洲，也不知道是那个国家得到了博士学位。赵老师，你说我应否应该寻求他的帮助？”

我没有立刻回答他，只是说有些口渴。她急忙到走廊里去烧水。屋里的两张床都是单人的，我坐的这张，堆了些杂物，对面的那张才是她睡的。我走过去摸了摸被褥，发现褥子是通电的……此时姣姣回来了，见我摸她的褥子就说“我的腰不好，怕寒，要不是这里有暖气，我才不会租呢，每月800元！”她又催促我回答她的问题，我于是乎说道：“帮助人的人有两类：一类是‘长腿叔叔’的那种人，有着基督的情怀。还有一类‘醉翁之意不在酒’别有所图，我现在搞不清楚他是哪种人。”“我看他是‘长腿叔叔’的那种人，这个故事我知道……他跟我在一起总是不断地夸奖他的妻子和儿子，这种事业心很强的男人该不会打我的主意吧。”

姣姣的店入冬后生意淡了下来，再加上左邻右舍的排挤，她终于干不下去了。春节将至。我和她约定：初三，我要到她的老家去看看，听说那里的明代古迹不少，她欣然同意，并表示要到公路边接我。

从北京过居庸关，朝西北走，过“鸡鸣驿”再向西向北足足有300余里才能到达该县境内。长途车出了长城，进入塞外，塞外的地势变得南高北低。在车内我不断地接到姣姣发过来的短信息，问我到哪儿了，下一处是什么地方，并一再提醒我千万不要坐到终点站，而是在一个什么村子下车。因为她眼下住在她外公外婆家。

汽车走了四个多小时，终于到了姣姣说的那个村子，她站在公路边向车子挥手，我看到她穿了毛绒绒的白色短大衣。披肩秀发，被拢在一起，朝上别了“孔雀开屏”的样式。姣姣对于我的到访非常高兴，揽住我的臂膀，那架式生怕我有个什么闪失。

这个村子给我的印象非常好：老成持重。走在巷子里，看着那些年代久远，斑驳欲落的黄土墙，使人有一种日月苍桑的感觉。午饭后姣姣继续领着我在村子里转悠，先看她的小学校……途中我发现这村里有一座不知起于什么时代的天主教堂。这座教堂建得非常规范，一点不亚于北京的南堂。教堂边的旗杆上有一个雄鸡型的“风信标”，在寒风中忽左忽右的晃动着。姣姣带我进了教堂院子的大门，并告诉我她很小的时候进过里面，现在已全然忘记了。守门人告诉我这座教堂是清嘉庆年间西方传教士建造的。教堂历经兵灾人祸，由于村里老百姓的保护未受到任何损害。

村子很穷，可姣姣不在乎，带着我走东家串西家……在一处塌了半边院墙的农家院落，她将我带进了一处老妇人的屋里。老人家只有两间住房，外间屋放了一口大棺材，我估计这是老人家给自己预备的寿材。一进里间屋，老人家就叫了起来。“是姣儿吧，快给我倒点水喝……”姣姣赶快倒了水，递了过去，老人边喝水边用手抓身边的冷饭吃……我这才发现老妇人是个瘫子。

出了门，我问姣姣，老人怎么知道是你呢。“我刚从老人家里出来，我的脚步声她都习惯了，十几年前她对我可好了，每天放学我都要到这个院子里来玩。现在她两个儿子分家，她跟小儿子过，可小儿子到张北去打工，大儿子媳妇有时对她照顾不周……真是没办法。”

姣姣的外公外婆是两位慈善的老人，单独住了一个大院子，院里仅靠东墙有五六间房，其余就是一大片空场，足有两三亩。眼下白雪皑皑，除了几株灌木的枯枝倔强地露出雪外，其余的什么也没有。照了几张照片之后，我问姣姣，这就是她儿时的乐园吗？姣姣说：“是，当然是，你不了解这里的天气，最美丽的时候是夏季，这个大院里到处都是花草，斑鸠和布谷鸟都到这里来玩。中间的空场是菜地，外公就在那里干活，四周才是我和我的小伙伴捉迷藏的地方。不过现在外公太老了，腿脚都有毛病，已不能干活了。我虽然挣钱不多，但还是会给他们寄一些的。”“那你妈、你姨呢？”“她们也寄，但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外公外婆才是我最亲近的人。”

县城里，姣姣的家挺气派：客厅、住房，餐厅、洗浴间应有尽有，甚至还有车房。不过姣姣在家里并不自在，老是为了将来的出路问题和她的父母抢白。她的父母转而寻求我的帮助，虽然这几年我对姣姣的生活有所了解，但是不能多说，否则会加剧她父母的疑虑。

此县是个边塞古城，左面是太行山，右面是独流河。第二天，姣姣带我去逛城：最先来到县一中，找到她当年的教室，她隔着窗子给我指出她课桌的位置。随后在教室的把角处，她告诉我当年追她的那个男孩子就在这里等她。“他是修电器的，他所在的电器修理部离学校不远。我在家里得不到温暖，就跟他好上了，学校劝我也不听，结果耽误了高考……”

“那位博士帮你了吗？”我又问。

“帮了，不过不多，这人也不知道是怎么了，我给她打电话，他老说忙，在开会。可他要找你时就火烧火了的，手脚也不老实，搂搂抱抱……但又不太过分，让你弄不清他到底想干什么……”接着她又说：“赵老师，在北京我也见了不少女孩，都靠着有钱的男人发了财，但我怎么就不行呢？”

“你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别人的肉是贴不到自己身上的，我劝你还是攒些钱上学吧。”我在姣姣面前只能说到这个程度。

塞外的天也怪，明明是万里晴空，可纷纷扬扬的总是飘着细小的雪花；打在脸上，钻进脖子里真是够冷的。我脸上的皮肤冻得发紧，可姣姣却无所谓，料峭的冰凌只是在她雪白的上面皮上增加两朵绯红而已。“走吧，赵老师，不说这些烦心事了，咱们先去天王殿，再去过街楼古戏台，明天再去南安寺，我给你买些剪纸，这里的剪纸可有名了……”

露冷莲房坠粉红

题目借用唐代杜甫的一句诗，说的可不是离愁别绪，凭吊古今，只是在文字上浅浅地借用一下。记得去年十一月份到长沙录制节目时，湖南卫视《新青年》栏目的总编导杨晖女士曾问我对湖南的印象如何。我说了四个字：巫，艳，凄，绝。杨晖女士甚为惊诧，问，何以为“巫”？我说古代湘楚之地巫风甚行；何以为“艳”？我说如果到全国各地的歌舞厅看看，其中比较漂亮的女孩子差不多都是湘妹子。至于说：“凄”、“绝”，不劳杨女士再问，我就按照我的理解讲给她听，“凄”就是凄迷；而“绝”就是从描写湘西一带的作品中感悟出来的类似于电影《芙蓉镇》中的王秋赦和李国香，令人绝倒。接下去又跟她扯了半天，从《楚辞》到沈从文作品中那种地域文化对我这个以拍摄和记述“风尘女孩”的大老爷儿们的影响，以及现今长沙市远近闻名的“风流带”。果不其然，节目播出后，我接到电视台的电话，说益阳有个小伙子姓陈，向电视台反映老赵说的都是真话，因为他就是《另类人生——一个摄影师眼中的真实世界》中的“卑鄙”先生。

   “卑鄙”先生在我的两本书中都出现过。当本人落魄江湖，走街串巷给姑娘们拍照片时，他就住在我的隔壁。所不同的是“卑鄙先生”有一个如花似玉的湘妹子和他朝夕相处，为他“持帚奉节”，帮他挣钱，而我本人仍在“鳏居”。晚饭后，姑娘们梳洗打扮，纷纷奔赴歌舞厅，“卑鄙”先生就会叫上我到楼顶上去纳凉，我躺在席子上看着天，他坐我旁边看着地，看着远处的灯火阑珊，给我讲湖南女人的好处，讲他自己的风流韵事。而我则数天上的星星，想着遥远的北方，想我小时候住在北京的胡同里，深秋薄暮，看邻居家落尽果实后的枣树；听夜半胡同中传出苍凉的“硬面饽饽”叫卖声……

   “卑鄙”先生的“性教育课”没完没了，此时已从黄花闺女讲到了中年妇人，我也从我的幼儿时期想到了我的青年时期父母蒙冤，流离失所，发愤图强，“范进中举”，经商失败，坠入凡尘。

12点过后，姑娘们“下班”，小巷子里人声鼎沸，我有时会被“卑鄙”先生和夏兰姑娘邀请到楼下，吃毛老板的火锅。姑娘们残妆未卸，挺着腰枝和她们的男人们嗲声嗲气地自己讲述歌舞厅的遭遇，如果有些难言之隐或对不住自己“老公”的地方，便会向地上啐出一口痰，用和自己年龄不相称的脏话将难堪的情节“一笔”带过……

四更过后，左邻右舍趋于安静，我会独自一个人在如银的月光下，狠狠地抽着烟。小俩口的窃窃私语有时会变成清脆的耳光声和在这之后的呜咽声。于是乎我这个落魄文人便萌发了将她们写入我书中的念头……《聚焦生存——飘泊在都市边缘的女孩》就是这么产生的。

为了拓展我拍摄的领域和我所记述的对象，一次不经意的行走，使我又认识了两个群体，一个是以纪明文为首的失学儿童，一个以阿V姑娘为代表的“村妓”。沈从文先生在1930年写了一篇小说叫《丈夫》。这篇小说后来被台湾某影视公司拍成电影叫《村妓》说的是在湘西凤凰城一带，沿沅江有一个古老的习俗：当小姑娘变成村妇的头几年，为了解决家庭的原始积累，有一些新婚少妇会到镇边的花艇上当村妓，将挣得的钱寄给丈夫，以添置一些必要的农具和猪仔。丈夫有时思念自己的妻子，会到花艇上走亲戚，这种尴尬的场面被沈从文先生用笔控制得很好，甚至打消了连现代人都可能萌发的暴力倾向。

倒霉的是：事隔七、八十年这种不幸的场景又被本人给看到了。

阿V姑娘是个懵懂少女，在十庙村靠“接客”来养活自己和自己的男友。问题是这种尴尬的社会现象，和令人辛酸的悲剧，她自己却浑然不觉。这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每当我从平和桥下来时，会站在便桥的凉台上思索半天。我在她那个年龄时正在学雷锋，正在为“入团”接受组织考验忙得不亦乐乎。这种“此一时，彼一时”的感觉使我对阿V姑娘的拍摄极为慎重，生怕镜头控制不好，走了板，引起读者对阿V姑娘的误解。以至现在仍有某些摄影评论家说我的照片张力不够，这种不到现场、不身临其境，你可怎么和他们说得清呢？阿V姑娘拍着我的肚皮一脸天真无邪的样子，她邀请你吃那些对于她来说是美味佳肴，而对你来说却不屑一顾的午饭时，你又如何下得去手。（指拍摄）

我们有些官员酒足饭饱之后，从灯红酒绿的歌舞厅出来时，会恬不知耻地说要把这种有碍风化的现象彻底扫除干净。这不由得又使人们想起了鲁迅，想起了他对中国男人那种入骨三分的描写，“男人本来都可以成为圣贤的，只可惜都因为有了女人……”我在庙村长达两年的拍摄当中，目睹了形形色色的“村妓”；有胖的，有瘦的，有美的，有丑的，有小的，有老的，她们生存状况所揭示的唯一问题就是她们要活着。她们的谋生手段虽然有些不对头，但要解决这个问题却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那些“仁人志士”共同努力，而决不只是阿V们的努力。

纪明文十岁，他爸爸告诉他对别人讲时要说八岁。为什么？因为上不起学，怕别人瞧不起。他每天率领他的小伙伴们在村中疯跑，打打杀杀，“攻城掠地”，搅得四邻不安。他尤其喜欢和“小姐”们过不去，当姑娘们好不容易拢住一个客人，他就会率领他的小伙伴们跟在后面大呼小叫地起哄：“一块钱打一炮，行不行？”臊得姑娘们直脸红。

这种孩子们和小姐的共生现象让人们对都市的边缘题材有了更深一步的认识。本人锲而不舍地对纪明文进行了两年的拍摄，并把对他们的描述单独攒成一章——《小鸟的哺饲》放在我第二本书中，《另类人生——一个摄影师眼中的真实世界》正是对这些孩子们未来发展道路感到深切的忧虑。

我在他们这个年龄时，正在北京育才小学上学，这个学校的前身是延安保育院，学校就坐落在北京先农坛里面。学校里松柏参天，一座沉沦了几个世纪的大殿便是我们的寝室，每班有阿姨和老师对我们这些所谓的干部子弟进行无微不至的呵护。

我在北京和H省的两地奔波，这使当年的那个孱弱的小男孩对此“如何不伤悲”。

吊在树梢上的小屋

成年累月，我沿着几乎固定的一条路，骑车去我的工作室，受益非浅。

首先渐渐囊膪的两腿逐渐有了力气。其次，无冬立夏地走京城最见文化功底的老路，既便是“冥玩不灵”的人，也不会无动于衷。

地安门大街、景山西街 、景山前街，北海、团城、府右街……过灵镜（胡同），穿劈柴（胡同）一路西行，直到木樨地的那条河也就到了我工作的地点了。这中间的古今典故不胜枚举。“大高玄殿”前面的瑞云牌楼，拆了又建：雕龙画栋，点紫涂蓝，真是“大德日生”了。灵境胡同旁边的中组部大楼也坐地西行，不见了踪影，多么威严的一个所在，竟然也挪了窝儿……让利于民，鄙人路过此地不尽感慨万端。

鲁迅先生说“剪柳春风导九秋”，九秋过后是立冬，立冬前的一个月突然收到弟弟打来的电话，说父亲去世了，让我到郑州去奔丧，于是我心中涌起了难以名状的情感。

“树老根多，人老话多。”此语也不尽然，我是往往找不到听我说话的人，我的那些“陈年老账”年轻人往往不愿意听，有哪些闲功夫，还不如上网当“博客”，聊点时兴的话题。和我年纪相当的人，也都是为人父，为人母者，伺候老的，照顾小的，可不像我：“耳顺之年”膝下荒凉。他们都认为我说的话，不着边际，太多幻想的成份，久而久之我也就变得无话可说了。只是在骑车行进的路上，体察物是人非，左顾右盼之中，以清风朗月为伴。景山前街的木槿又开花了，“大高玄殿”红墙外面的老槐树又添新绿了。我都要悠悠然从我的脑海里的搜寻曾经读过的章句，记得不全也不要紧，片言支语，只要契合眼前的景物就成，如：“暮春草长，杂花生树……老槐新绿无丑枝”之类。

去年初秋的一个傍晚，回家的路上，路过故宫墙外的筒子河。在“大德日生”的牌楼前，将自行车闸住，等待“变灯”，再斜刺里往景山西街拐，要是30年前我是绝不会这样遵守交通规则的。再者说，丁字路口的红绿灯设置也颇让人费解，左转弯，红灯也不行，绿灯也不行，你只能相宜而动，再加上现在京城中的“有车族”大多年轻气盛，碰了你也是白碰……就在此时，有一裸体之妇人，慢慢腾腾地横穿马路，这般景象作为首善之区的北京可不多见，司机们都嘎然将车停住，指挥交通的警察也不知如何是好，“与民为善”的文件刚下达不久，警察也不好“造次”，只好等那妇人一步一挪地走过去。这对我倒是个机会，屁股一颠就进了西街，倘若稍迟两步，这“西洋景”非引来众多的闲汉观赏、议论不可……

“亮可发”杂货铺在景西街的中段，坐东朝西，我停住车，老板娘便将一厅可乐送将过来，我单腿点地，边付钱，边将刚才的见闻说与老板娘听。老板娘不置可否，只是说：“那个疯女人在这里游荡好几天了，也没人管，警察也假装看不见……这年月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说完便扭身回到店中。

落日的余辉，像往常一样齐齐整整地拦腰贴在树梢上，我一抖机灵，突然发现一个油绿色的铁皮小屋挂在树梢的一段枝杈上。我下了车，又将老板娘唤了出来。“嗯，这是怎么回子事？”我问，老板娘说：“咦——我在这儿开铺子十几年了，怎么从未发现这个东西！”我俩面面相觑，站在树下，仔细往树上端详。

吊在树梢上的小屋的秘密被我发现之后，每当下班，同一时辰，同一地点，我都会驻足良久，揣摸这小屋的来历和用途。

莫非这是京城的爱鸟族，怜惜无家可归的鸟儿，给它们搭建的窝？不像。这小屋无门无窗，鸟儿们可怎么进去呢？抑或是树木生了虫儿，小屋里装上药，使虫儿望而却步？也不像。虫儿们蛀蚀树木都是成片的，不会单独和一棵树过不去。百思不得其解后，我紧张了，这小屋可能有某种军事用途，负有监察附近不怀好意人的行踪……

2005年的元旦刚过，寒冷的北风夹杂着巨大的雪片漫天飞舞。在凛冽的寒风之中，再次路过高悬在树梢上的小屋时，感觉就完全变了。秃丫丫的槐树枝上，小小的房子孤零零地悬在那里，任凭南来北往的风吹的它左摇右摆。然而我的记忆却已经跑到遥远的过去了……

那还是1951年的初春，父母都刚进城不久，在中山公园唐花坞边的假山上，母亲抱着出生不久的弟弟，父亲挨着母亲，他“八路”的习气尚未改变，敞着怀，慈祥地摸着我和妹妹的头……空气中散发着温馨，“连蜜蜂都唱春词来了”……那时我们的家住在西单，和谭政文副检察长各自单住一个挎院，那是带暖阁的一溜南房，共七间。此时我对房子的概念还不清楚，只知道“倦鸟归巢”，天下除了我之处，别的孩子恐怕也都有房子住，淘气了一天的孩子，晚上总应卷曲在父母的身边。

50多年之后由于写书的原因，我又去看我儿时的住房……房子还在，只是原来的房主又从台湾跑回来了，正在办理讨回住房的手续。

后来全家搬到“两高”大院，进住大西楼之前，还住了一段时间的平房，平房是和办公楼紧邻的一座小四合院，四合院的北墙外就是北京十分有名的儿童医院。留在我记忆中的就是只要我感冒发烧，父亲抱着我，用不了几步就可以到医院去打针……病好后，我就扒在窗台上，隔着窗纱看父亲用美制小口径步枪在院里打鸟。

搬到大西楼时，我正好七岁，俗话讲，“七岁、八岁讨狗嫌”，我的淘气程度丝毫不逊于任何男孩：捅马蜂窝，烧槐蚕，挖知了猴，逮蜻蜓，“骑马”摔跤，打“崩弓子”仗……凡此种种都会受到父亲的庭训，弄不好小屁股上还要挨上几下。

一次，我沿着城墙一直向西走，初冬季节娇嫩的阳光，晃的人几乎睁不开眼，我边走边拿一个小木棍拍打城墙根下的草窠，希望能从乱草中跳出一两只蚂蚱或“扁担钩”，不知不觉中走到了西便门。西便门外的护城河上有一道木制的水闸，几位老者正在钓鱼或用搬网捕鱼，我又对捕鱼产生了兴趣，蹲在水闸边的洋灰地上直往水闸的涵洞里瞅，兴许那里会蹦出一条大鱼……不知怎地，我的身体渐渐向河面出溜，等我癔症过来时，两脚已经浸入水中，我想往岸上爬，可为时已晚，瞬间整个身体已泡在水中，并向河中央漂去，幸亏我的棉袄厚，撑在水面上，使我没有立即沉入水中，我狂呼“救命……爸爸快来救我！”一位老者迅速将他的鱼杆伸了过来，我抓往鱼杆被人七手八脚地扽上岸来。倘若再迟些，我非被河水冲到前门楼子不可……

上岸后，这位老者将我的棉袄里的水挤净：“小家伙，叫你爸救你，还不如叫你爸拿鞋底子抽你，真危险。住那儿啊，要不我送你回家……”我告诉这位老爷爷，我家住司法部街的“两高”大院。老者的脸沉了下来，只哼了一声：“快回您府上吧，这儿不是您呆的地方。”

我家在大西楼房子的格局，这里不需赘述……唯一值得一提的是在狄阿姨和老阿姨之间，我家还有一位保姆，一个十九岁的浙江姑娘秦芳。

掌灯时分我才回家中，父母开会未归，秦芳见我失魂落魄的样子，念了一声：“阿弥陀佛，小祖宗，幸亏赵厅长没回来，快洗个澡，换上干净衣服……说着将大木盆倒好了热水，帮我脱衣服。

我却挣扎着，不让她脱，“哎呀，你还小呢，怕什么羞……”那时的房子条件不像现在，谁的家中都没有洗浴的设施，机关澡堂子也是只有周六、周日开， 一天男，一天女，而洗澡则是父亲带我去，帮我脱衣、穿衣。我则在一丈见方的大池中扎猛子，练游泳，父亲的同事们都说这孩子真淘气，父亲则乐而不答。

“年年我们都唱歌，比不上今年的歌儿多，全国一齐大跃进，开山劈地改江河。河水流过高山坡，河水流过大沙漠……遍地种稻米，到处结花果，千斤县出现在全中国，嘿！齐唱胜利的歌。”这是1958年，我已10岁了。

“两高”大院因盖人民大会堂的需要，被拆掉了。我们又搬家了。这时的家也是四合院，一溜北房，四间。收音机传出的歌曲虽然非常的好听，可我记不住词，总是将“……比不上今年的歌儿多”，唱成“比不上今年割耳朵”……我在胡同里一边滚铁环，一边高呼“……割耳朵”。那些日子父亲很少见到，他正在为使自己免于被处分，进行最后的挣扎。母亲则每天愁容满面，担心着父亲的政治前途。

我有时会爬到城墙上，看自己的家。墙城离我家的房子的距离不远，中间只隔一道顺城街，四时不断，寒暑相承，家还是那幅小模样，在绿阴掩映之下，只能露出点儿青砖灰瓦。

孩童时的记忆总是深刻的，一溜进深不大的四间北房，一棵高过屋脊的梨树，一棵长满“洋拉子”的沙果树，还有一棵只开花不结果，病怏怏的海棠树以及黄昏日落，归鸦噪晚的胡同西口。

40年后，我又回到少年时曾居住过的东松胡同4号，那里早已物是人非，“病神瑛泪洒相思地”自这次搬家后我就和“红楼梦”结下了不解之缘。

新的房子叫“新六栋”，北京铁路局盖的简易楼，顾名思：新六栋就是六座楼，时至今日仍矗立在京西会城门。六栋楼施工也不过个把月，是1958年“超英赶美”的结果。为了将这超高建筑楼的速度召示后人，在第六栋楼完工后的墙上还刻上了施工纪念。前几年方才铲除，怕是后面来的人住着不放心。

母亲的行政级别低于父亲，只得到了两间住房。里面的一小间10平方米，妈妈一个人住（父亲此时也被送到茶店农场劳动改造，起码有三年我们没有见过他）外屋一大间12平方米，弟弟，妹妹和狄阿姨住，我则卷曲在4平方米的厨房里。

就是这样的住房，也只住了六年，到了1965年的10月5日我们家被迫迁出了北京。

在1962年春暖花开之际，父亲的案子在中组部的干预下有了些许进展，父亲由被劳教人员改成了劳教管理干部，被允许节假日回家。他十分想有一辆自行车，但又不好开口，他知道妈妈这几年支撑这个家庭有多么不容易，不仅仅是政治上的压力，经济的压力也是一个巨大的问题……

妈妈知道了爸爸的想法后，真的买回家一辆26型永久牌自行车，平时我骑，爸爸回到家中时，他骑。爸爸回到家中后高兴极了，在一块不大的空地上练起了骑车，不料他被别人家的凉衣绳勒住了脖子，仰面朝天摔了下来……我们惊慌之余，只见父亲掸了掸身上的尘土后站了起来……妈妈第一个笑了，“文隆，别逞能了，看邻居笑话你，跟个小孩子似的。”父亲则道：“老子当年打日本，一梭子子弹打过来，我的两个警卫员都牺牲了，我都不怕，这算什么。”父亲说这句话时，年方42岁，妈妈也不过39岁，可父亲的憨态和妈妈的笑容却亘古不变地印在我的脑子里了。

1965年10月，举家南迁，母亲带着我和弟弟，来到了这个三类小城。母亲得到两间住房，房子均不大，位于市妇产科医院的后身。父亲和母亲终于团聚了。而我却极其不喜欢这座城市，尤其不喜欢这座“工棚”式的住房。

这几年父母的离合，总让我的心不能安定下来。我读诗，读词，读红楼……不断编织自己的情感世界……班上的女同学也引不起我的兴趣：“……女儿悲，嫁个男人是乌龟……”哈哈。眼看我的思想出了问题，爸爸妈妈把我叫到他们的跟前，对我实施革命教育：“别忘了，你是革命的后代，是家中的长子，是在战场上出生的……”父亲还着重强调，是他拿了20块大洋和两桶美国奶粉给了乡亲们，乡亲们才收留了我……母亲亦补充道，建国后把我从农村接回来时，头上长满了疮，说着用手指着我脑袋上的一大块疤痕，继续说到，这就是那时落下的……然而我已“病入膏肓”，听不进去这些，心里想，还说这些的话呢？爸爸的问题不解决，妈妈地主出身的印记改变不了，往后的情况还会糟糕下去。父母无计可施，只好把我送进了精神病院。

“文革”的到来，终于将我们家这条风雨飘摇中的破船打沉了。

“文革”爆发不久，母亲就被红卫兵揪回了北京，她用半生心血努力维护的这个家，再也维持不住了。1996年9月18日我最后见了母亲一面；她苍白的面容，孱弱的身躯，绝望的眼神，沉着赴死的神态，让我永生难忘。

母亲死后，父亲赶到了，在和造反派对质的过程中，父亲清癯的脸，布满血丝眼睛，硕大的眼泪慢慢地滚落下来，他捏紧拳头，似乎站在他面前的不是人，而是日本鬼子……可父亲的手终于松懈了下来，接着就是嚎啕大哭，那声音大的惊人，像一匹哀伤欲绝的狼……这是我一生中惟一一次看到父亲的哭相。

母亲亡故后，妇产医院的家也给封了，我们家只剩下那间8平方米的小屋了。三张平板床将屋挤得满满堂堂，再加上一张桌子，屋内简直连容身的地方都没有。

随着运动的深入，父亲的日子愈见艰难……机关的造反派过来劝他加入他们的组织，“你已经是死老虎了，批斗你也就是装装样子，不能给对立派落口实哟……”保守派也过来劝阻他，“老赵，你是老同志，大风大浪都过来了，不要晚节不保……你可是中央管的干部，这次运动对你可是严峻的考验，立场要分明。你看看他们都是些什么人。”

父亲的胆子终于变小了，跟谁说话都模棱两可，谨小慎微。父亲的态度终于触怒了造反派，他们将他抓到楼上关了起来，整天游街，挨批斗……随着“革命委员会”的成立，父亲终于被放了出来。

盛夏，溽热难当，“夜半无人私语时”父亲经常整宿、整宿地给我讲他年轻时的所作所为……讲，导致他“犯错误”的“新立屯”事件，讲妈妈的好处，和妈妈过于耿直的性情，直到此时我才知道什么是“惟将终夜长开眼，报达平生未展眉。”

“泥土归泥土，凯撒归凯撒”“文革”后期，一切又归于平静，除了“没头没脑”的“最高指示”出来，人们敲锣打鼓庆祝一番之外，全都是“外甥女点灯”

——照旧

父亲为母亲“守节”三年，终于开始要成立新的家庭，父亲说：“满堂儿女，不如半路夫妻。”我虽然心里不愿意，但他又不是“始乱终弃”或“停妻再娶”我真是没有拒绝父亲成亲的理由

每当秋雨寒烟，我就会守着妈妈的骨灰盒，倾诉自己的不快……嵌在骨灰盒上妈妈的照片，沉默不语地望着我，使我无比的难过……睡过去，醒过来，胸前往往湿一大片。

我和父亲的矛盾终于爆发了，一天我从厂里宿舍回到我们的小屋中，发现妈妈的骨灰盒不见了，我问父亲怎么回事。父亲说你杨姨第一次来家里，你妈的骨灰盒放在那里不大合适，我将她放到鞋箱子里了……我大怒，和父亲吵了起来，并几乎动手。邻里都过来劝架。并致指责我不对，“你父亲真是不容易，为你妈也守了三年了，没个女人哪里能算家，他也是为你们好……”

我怕妈妈再受到“欺负”，就将她的骨灰盒带到厂里去了。1977年我调到北京，又将她的骨灰带到北京。总之我和妈妈形影不离，一直到妈妈被平反昭雪，才将她的骨灰放进了烈士陵园。

离开了河南，在北京我也是倍受煎熬，在首钢当壮工，三班倒，一有空我就跑父母的平反问题，到处求爷爷告奶奶，希望组织上能垂怜我们这个不幸的家庭。1978年我考上入了大学，邓大人也上台主了政，胡耀帮同志将类似于我父母这种遭遇的人统统给平了反。我还记得中组部干审局的同志，打电话把我叫了过去告诉我“……你爸的问题，经中组部部务会议决定予以彻底平反，回去告诉你爸，让他好好过个年……时间是1979年的春节前。我立即跑到西单电报大楼给父亲挂电话。父亲在电话里反复盯问贾阿姨的原话是怎么说的……接着就是沉默不语……又过了半天，电话的那一端终于传来了父亲的哽咽之声，这一来一去的电话费，花了我一个月的工资。

父亲，平地起高楼，举家牵往郑州，终于又住上几百平方米的“省长楼”。我也有一段时间忘乎所以，到郑州去经商，结果逮不着狐狸还给父亲惹了一身臊，父亲气得不轻。

失之东隅得之桑隅，既然不是经商这块料，我就转行搞起了文学和摄影……在这方面我虽然取得了些许成绩，但和我父亲的关系却渐行渐远。

父亲那里是“主雅客来勤”，日子过的红红火火，如烈火烹油一般。我这厢却晚景凄凉，只是对月独酌，写些韶光易逝，世事艰难的小文章，套一句现成的话“终不忘世外仙姝寂寞林。”

现在父亲也去世了，享年八十五岁。母亲去世是1966年9月20日，享年四十三，寂寞的母亲足足等了父亲四十二年，幸耶不幸耶，世间自有明理之人。

吊在树梢的上的小屋，等我从郑州奔丧回来，依然故我，只不过时令已是深秋：处处秋风起，街街黄叶飞……爸爸妈妈尚有在天之灵，便可以蹲在树梢上的小屋里，看着他们的儿子仍在生活的道路上不停地奔波，而且不会让他们失望。

当然终究会有那么一天，我也会挤进这间小屋中，像儿时“倦鸟归巢”一样，又和父母团聚在一起了。

又是黄昏日落时

    从兵部洼往南走，不到顺城街，路的右边有一条胡同：东松树胡同。进了胡同走约50步左右，就是东松树胡同4号(现在是11号)那就是我的家，或者说那曾经是我的家。我少年时期最美好的一小段时光是在那里渡过的。懂得人世间的事，似乎也是从居住在那里的那段时光开始的。时间是五七年的初夏到五九年的深秋。算起来那段时间不是很长，但留下的记忆却很深，在这之后我漂泊不定的生活，对什么事都不太乐观都和我那段生活有关。

    司法部街南侧是司法部，北侧是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署两座大院，据传是日本人修建的，当时是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部。“两高”所在的院子很大，主建筑四层中间的塔楼上有一个硕大的钟。

    由于建筑物很结实，所以当后来准备盖人民大会堂而拆除这些建筑物时，着实费了不小的力气。五七年我家从高检的宿舍“大西楼”搬到东松树胡同4号。 这次搬家我当时并没有察觉出有什么不对头的地方，但后来才知道：这是有意安排的，因为机关的主体都搬到阜城外三里河了。搬家让我感到有些扫兴，我有些舍不得我玩熟了的地方，和熟悉了的“玩法”。“两高”大院当时虽然是“衙门”，很大，但这和孩子们没有关系，我仍然喜欢用弹弓打马蜂窝，和用火来烧槐蚕，再不然就是在大院里看诸如“徐秋影案件”之类的电影，看节日里燃放礼花。当时的礼花弹在空中爆裂后燃烧不完全，我们这些孩子们便用手电在地上捡散落下来的“花药”。所以每当十月一日放礼花时，人们都往天上看，而往地下看的孩子们中肯定有我。

    父母上下班都很忙，当然孩子们也很“忙”，整天价在大院里疯跑。有一天父亲下班回来怒气冲冲地说：“你怎么敢拦检察长的汽车? ”这使我想起了下午在办公楼的门上曾经拦了一下“吉斯”牌骄车，没想到车主人就是他的上司，一个挺和善的老者。不过老人当时并未发火，只是说：“小鬼淘气”而已。

    孩子们对官位的高低都不是很在意，既不像“后来”，也不像“现在”。“官大一级压死人”的感觉是在我父亲被这位和善的老人撤职之后。父亲在五九年九月十七号的“人民日报”被刊载免去“人民检察员”的职务，随即他就被从二厅厅长的位置一抹到底，送去劳改，开除了党籍和公职。

    现在很多人都以在过去犯过“政治性错误”为荣，其实这大可不必，因为这是很悲惨的。虽然在1979年中组部给我父亲平了反，官复原职，但这么多年闹得我们家破人亡，母亲死于非命，是一件很令人伤心的事。

    东松树胡同4号是一个小四合院，一溜北房四间，东西厢房很浅， 不宽绰的小院内种了三株树，它们分别是一棵沙果树，一棵梨树和一棵海棠树，树都有些年头了，树冠都已高过屋脊。盛夏时节浓密的树阴使得这一溜“四梁八柱”式的北房很凉爽。

    那时北京的胡同大都尚未铺沥青，一场雷雨过后，大门外的低洼处总能汇集出几个小水洼，白云在蓝天上走，我的小纸船在小水洼里走，很惬意。

   五八年胡同里开始热闹起来，城里也办起了“人民公社”，大家都去吃食堂，虽然家里有狄阿姨做饭，但我还是嚷着要去吃食堂。那时我已从北京育才小学转入“东拴马桩”小学。学校的门口就有居委会办的食堂，饭票是买的，很便宜。

    到了五八年的后半年，学校要求学生捡废铁去炼钢，我们便跑到城墙上去寻找铁钉之类的东西。

     那时和平门到宣武门一带的城墙还完好无损。城墙是孩子们玩耍的好地方，尽管城墙上蒿草丛生，但有蟋蟀，蟋蟀是我的朋友。搬开破砖乱瓦虽然有时能蹦出一两个蟋蟀，但大多还是蝎子和蜈蚣，还有一种蚰蜒又细又长，不少蟋蟀就是被它咬破肚皮害死的。

   五九年社会的政治空气又开始紧张起来，家中也有些异样的感觉，妈妈讲话总是说：“你们还小，有些事你们还不懂……”，我此时已经上5年级了。大街上人们“风风火火”地走，去大炼钢铁，或干点别的有益于“革命”的事情；就连宣武门的教堂（南堂）后院也响起了鼓风机的声音，晚上熊熊的火焰把阴森森的教堂映红了半边，圆形穹顶上的十字架，在火星乱迸的闪烁中直指夜空，仿佛要离开人间而去。

    我十分害怕家里出什么事，父亲经常不回家，妈妈每天开会总是很晚才能回来，这时我便到胡同的西口等妈妈下班。妈妈当时在北京铁路局卫生处工作，下班一定乘14路公共汽车。当时的14路还是“大鼻子”汽车，车底盘较高，我蹲在马路对面，光看脚就知道是不是妈妈。

    妈妈那年才36岁，她穿着总是很整齐。我和弟弟，有时就是我一个在不停地数着14路汽车在“北新华街”那站下车的人，一般数到50人左右就总会有妈妈的身影出现。

    黄昏日落，天上的火烧云也慢慢地熄灭了，天空变成了藏青色，晚归的乌鸦孤单地叫上几声，这些我都不去管它，如果等到了妈妈我就非常地高兴，好像我也长大了，能够助妈妈一臂之力，如果等不到，回家后就不吃饭，不管狄阿姨怎么劝都不行。

    整整一个夏天，黄昏和日落往往是我最幸福也是最伤心的一刻。

    不幸还是降临了，初秋的一天，好些日子没有回家的父亲，被几个他单位的人带回了家，拿了几件衣服就又被带走了，父亲阴沉着脸一句话也不讲，妈妈平静地帮助他收拾一下简单的行李。“客人”们走后，妈妈将我叫到里屋说：“家中出事了，你爸爸犯了错误，但他是被冤枉的，你们还小，不懂事，等长大了我会告诉你们的，你要争气，不要让妈妈操心.....”说着妈妈哭了。

    又过了一段时间，天气已经很凉了，我们被通知搬家，因为按级别，我们已不配住在这里了，妈妈当时是14级是正科，显然住在这里是不符合“规定”的。

    搬家的那一天，妈妈雇了两辆三轮车，就将全部东西搬走了，家具是公家的，只有衣服是自己的。我和妈妈同坐一辆三轮车，车到了闹市口的老槐树底下，妈妈问我饿不饿，我说饿，妈妈叫车停了下来，给我买了一个羊肉馅饼，还是热的……

    自那时起在我印象中羊肉馅饼是最好吃的东西。

    65年10月，我在北京铁二中上高三，新学期一开始没多久，妈妈叫我跟她到公园散散心，我们来到中山公园唐花坞，妈妈说：“你爸爸不断地上诉，中组部干审局认为案情不实，但他单位的个别同志不同意平反，中组部没有办法，只好先将你父亲作为一般干部(18级)送到河南新乡市参加‘四清’进行考验，咱们又要搬家了，而且是离开北京，你要是不愿意走可以一个人留下，我已经和你们学校说了。”我当即表示要跟她一起走，妈妈也就不坚持了。最后她讲：“你已经是大孩子了，感情不要太脆弱，妈妈需要你的帮助。”天色越来越暗，妈妈神情凄然地看着我，我知道她的心里很孤独。

    黄昏时，公园里游人很少，藕香榭的一池湖水纹丝不动，我万万也没有想到明年的这个时候妈妈就永远离开了我，和我的弟妹们。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这回可真是疾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了，“上面也动”是“下面也动”，中国人的那点德行这回发挥到了极致，夫妻反目，父子成仇，无非是表现一个“忠”字。善良的人们可真是欲哭无泪。

  1966年9月12日北京铁路分局防疫站的造反派跑到河南新乡将我妈妈抓回北京批斗，当时我正在北京串联，听到消息立即跑到防疫站，在造反派临时改建成的禁闭室里看到了妈妈。

   她那几年身体很不好，面色苍白，造反派在屋里坐着听我们母子俩的对话， 妈妈说：“你妹妹就送给你大爷了，你弟弟还小未成年，让你爸爸带着他生活吧，你已经大了，以后有什么困难可以找你三姨……”

    10分钟到了，造反派不许我们再讲了，将我带出了屋子，外面的墙上到处都不贴满了大字报，和标语：“打倒刘玉文！”“打倒阶级异已分子”......。我母亲不过是一个基层的支部书记，怎么就闹到这个地步?

    9月22日防疫站打电话让我过去，并告诉我，“你母亲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20号晚7点在木樨地跳河自杀了”。 我问这帮子造反派：“你们已经限制了她的行动自由，她怎么又能跑到木樨地跳河，而且是下班的高峰期?”这帮子人什么也不说扭身回去了。

    两天后，我父亲和他们单位的人也赶到北京，收拾了一下妈妈的遗物……

    在铁路总医院的太平间我又见到了我妈妈，她平静地躺在一个铁盒子里，衣服不整，鞋也没有了，身上多处青紫。跟随我们到太平间的还有几个防疫站的女同志，大家都不说话，也无话可说。

    西斜的阳光透过站着的人们腿的间隙将光线洒在妈妈的脸上，我知道她心里有好多话要跟我说，可是她终于没有说，她18岁参加革命，死的那年还不到44岁。

    远处的宣传车的高音喇叭播送着革命进行曲：“东风吹，战鼓擂，当今世界上，究竟谁怕谁……”

    我妈妈的骨灰无处存放，我就一直带在身边，不管是下乡插队，还是回城里当工人。

    七八年妈妈被平反了，结论说：她忠于毛泽东思想，为党和人民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

    有了这样的评语，我还能说什么呢？40多年过去了，真是“弹指一挥间”， 每当黄昏日落时，我就想起了妈妈，想起了东松树胡同4号，想起了高高的前门楼，和城墙上的蛐蛐们……

路灯下的老北京城

我从海口回到北京，心情老是不好。时值处暑，晚上闲极无聊时便会拿起相机，信步来到离家不算太远的什刹海，钟鼓楼，故宫的筒子河边转悠。北京人晚上在路灯下纳凉的习惯还是没有改变，老人和孩子居多。有时也有些年轻人，可年轻人不是往亮的地方走，而是那里黑往哪里去，“月移树影动”从暗处突然走出两个人来，的确是很骇人的。

海南的酷热已经留在身后，回到阔别已久的故乡，心情真是不一样，徜徉在并不繁华的小胡同里，儿时的回忆就像挥之不去的梦魇一样，死死地抓住你，让你和它共享时光流逝的幸福。记得北京第一次上映上海越剧团王文娟、徐玉兰、傅全香等人主演的《红楼梦》时，本人一口气看了三遍。当时票价是伍角，从木樨地的家赶往天桥剧场算是不近的路，本人也丝毫不觉得累，那时，本人还是不名一文的初中学生。哀怨动人的越剧曲调，刻画入微的表演，使人觉得曹雪芹笔下的林黛玉就是这个模样，以至后来80年代的“红楼梦”巨制出台之后，本人的看法仍然没有改，以为导演挑错了演员，不晓得时间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年，可见人会老，而形象不会老，推而广之人的心也不会老，老“心”者大概是得了心脏病。

1963年故宫文华殿举办了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的纪念：展览厅临门是一幅巨大的曹雪芹肖像，手握如椽巨笔，一付愤世嫉俗的面容，身下是几块象征他性格的巨石。里面是以他著作为蓝本的诗词书画，还有一些实物，这些现在都已不甚了然，唯独那些临风开放的矢车菊还历历在目，细细的颈，五颜六色的花朵在风中摇来摆去，你推我，我推你像一些涉世不深的女孩子在玩耍一样。可惜好景不长，没过多少时间，它们便被连根拔起，上面来了“旨意”，一律种麦子，这些资产阶级的东西不许有。市政府为此还下了文件，往后的中山公园的花坛中全都是绿油油的小麦“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

1954年自己还更小，父母还是革命干部的时候，我上北京育才小学。若大的先农坛有几百名革命干部的子女，或他们的遗孤。每班有两个阿姨一位老师，她们对孩子们进行无微不至的呵护，学生们全部住校，星期六可以回家，届时先农坛门前小汽车来来往往很是热闹。我和几位要好的小伙伴溜出校门去逛天桥。在那里杂技、杂耍、摆摊、摔跤、口技、相声应有尽有，当时我最喜欢看的是“移头术”在一米开处，只有一个头，而没有身子。这是个真人的头，可以说话，做各种表情，可是看不到他或她的身子，我走到一个和我年龄相仿的女孩面前，问她“你的身子呢？”她摇摇头，问她：“你饿不饿？”她点点头，我于是将身上仅有的贰角钱给她放在头旁边，她笑了。

没了钱的我，只好擓着腿回家。来到“两高”的大院时，照例天已经黑了下来，从天桥走到司法部街是七八里路，（司法部街即在人民大会堂下面）母亲不高兴，狄阿姨帮助说好话，“铁林这孩子从小就能吃苦，能走路，长大准有出息……”。路嘛，现在还再走，动不动就是几千里，出息嘛，谈不上，可是母亲和狄阿姨都已永远地离开了我。

今年冬天我又去了先农坛，我的母校（育才小学），参天古柏和两丘衰草都不见了，小时候喜欢爬的杜梨树也不见了，学校搞的不伦不类，拿着相机找不到感觉，一抹冬日的斜阳照在断垣残壁的琉璃瓦上，还是那么好看。

走在什刹海岸边的路上，大大的月亮像远离你的亲人一样，用它那洁白的光抚摸着你，用它无瑕的目光注视着你，鼓励你远行，完成你未竟的事业。民宅透出的灯光，向你诉说着老百姓的故事，让你去关注他们，让你不惮于自己的孤独，和受到伤害后的痛苦。

拍婉容的故居是深秋，金黄色的树叶撒满早已凋敝的院子，院里空无一人（西院）我拿着相机伫立在秋风中，我明白了摄影的意义：在故事连成故事的永恒中，你要将它们记录下来，给想看它们的人看。摄影是孤独者的行为，我的力量来自于北京，来自于北京的古文化的钩沉，来自于北京的万家灯火。

狗    缘

从一个熟悉的地方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总是有一种既陌生又新鲜的感觉。如果恰巧你去的这个地方又是远离你所熟悉的“文化圈”或者是“语境”，甚至是“语言”,那么这种既陌生又新鲜的感觉就会增大很多。也许，很多“现代人”喜欢迁徙就是这个缘故。

Z君从北京来到海南岛的某个城市就有上面说的这种因素。他在这个中国南部的热带城市整整居住了近八年的时间。这个都市中的几条主要街道的上空永远飘满了红丝带、黄丝带。向人们昭示着这个城市勃发的生命力。

走在树阴匝地的人行道上，两侧商家店铺，玲琅满目，其中不少的药店和书店掺杂其中。进入居民区，“什么……什么村”，“村”中的幼稚园不少。Z君就住在某个村里，租了一间住房，他左右两侧相距不到十米就有两个幼稚园。早上8点，就从一个幼稚园里飘出歌声来“两只老虎、两只老虎跑得快、跑得快，一只没有尾巴，一只没有耳朵（抗美援朝时是“没有脑袋”，现在变为儿歌了，也就“没有耳朵”了），真奇怪……”八点十分，另一个幼稚园又飘出歌声“小猪，小猪吃什么？……”Z君晚上笔耕不缀，入睡较晚，清晨不幸又被幼稚园中飘出的咿呀学语的歌声吵醒，心里真是感慨万千。

Z君的楼下相距不到五米远有两间小杂货店，一间是湖北黄岗两夫妇开的，一间是本地人开的。本地人开的杂货店养一条小狗。不足三个月，名字叫“狗狗”。Z君出入必须通过两个杂货铺中间，“狗狗”便向Z君表示友好，“汪汪”地亲密两声，Z君以为有了“知音”，便从狗主人那里买两根火腿肠给“狗狗”吃，以答谢它的知遇之恩。久而久之，每当Z君背着摄影包回来时，“狗狗”就欢天喜地的蹦起来，那个姿势非常好看，使Z君想起年轻时跳过的“忠字舞”。

Z君每天徜徉在这个城市的街头巷尾，以拍照片为生。看得较多而且较有感触的是这个城市的狗多。小姐、太太们除了以她薄如蝉翼的衣服召睐行人的目光之外，往往还有她们手中牵着的名贵的小狗，这些“哈儿”们在主人面前或主人怀中凝着它们“憨厚有余”的目光，让Z君感到这座城市真是狗的天堂。这里没有禁狗令，不像北京：狗儿们只允许在晚八点之后才能出行。而且必须有“狗户口”，否则会被视为“非法定居”。北京的“狗户口”五千块钱上一个。这里好像还没有如此繁文缛节的规定，狗儿们可以肆无忌惮地繁衍它们的子孙。

Z君不想养狗，这倒不是说Z君不喜欢狗，因为他知道这种“人类的朋友”一旦和你熟悉了会产生一种感情，其程度绝不亚于男女之恋。尤其当他看完那部《收容所的狗声》的电影之后，他就更加坚定了这种信念，影片中那位六十来岁的“百老汇”失业的舞蹈家和他那只会跳“踢它”舞的，九岁的小狗之间的感情，令人伤感不已。Z君倒霉就倒在曾经资助过他的一个女孩，有一天心血来潮，非要一只小狗。Z君没有钱，于是从朋友那里赊了一条有一半“贵族”血统的长毛狮子狗，小狗是装在Z君的摄影背心的口袋里带回来的。小狗1997年3月8日出生，名为“蹦蹦”，是一条公狗。

“蹦蹦”全身雪白，只有两只耳朵的下端有一点黑毛，它的眼睛大而黑，空空落落的，似乎看不见Z君每天的辛劳。只要Z君一回来，它就努力地站起来。伸出它的小舌头，舔他的手心。狗既然是名贵的，吃的东西就必须上点档次，牛肉吃腻了，吃鸡肉，鸡肉吃腻了吃香肠，“蹦蹦”的伙食标准差不多要超过Z君了。

“蹦蹦”长到一岁时，有一段时间饮食忽然大减。Z君一回来，它就抱着Z君的腿作一些不雅之举。Z君按照古之圣贤所说“食色，性也”，从邻居那里给它借来新娘“娜娜”让它们实行同居之爱，此时的“蹦蹦”真是笨得可以。Z君看着“蹦蹦”和“娜娜”的嬉戏，想起两句古语：“有女怀春，吉士诱之”。现在，人之“大防”已被商品经济冲得无影无踪了。不少文人学者感叹“江河日下，人心不古”一起做文章，以匡时弊。

Z君看着自己的狗儿（Z君没有孩子，以狗为子），将头拗过去，笑了起来。“蹦蹦”报复的心理极强，如果是你出门没带上它，它会在屋里大造其反，将垃圾筒翻倒，将筒里的垃圾弄得满屋子都是，这时“蹦蹦”照例要挨一顿“笞教”，女孩拿竹竿打得“蹦蹦”满屋子乱跑，最后缩在桌子底下，“蹦蹦”有时为讨好它的女主人，看她心绪稍好时，便将头放在她的肚子上，睁着大眼睛一动不动地凝视着她。

Z君回北京了，姑娘打“蹦蹦”的竹竿也已经剩到了一半了，姑娘下了逐客令：把“蹦蹦”送走。Z君犯了难，送到哪里去呢？不要它吧，它会变成“垃圾狗”，“生不养，母之过，养不教，父之过”。如果将“蹦蹦”带回北京是不可能的，首先“狗户口”就上不起。留下吧，将它交给自己的学生，倒不失为解决问题的途径之一。从此Z君从北京打电话过来给自己的学生，其中有一半的话都是询问“蹦蹦”的饮食起居。

1998年10月，Z君因事又来到这个城市，第一件事就是看它的“狗儿子”，上楼之前还给“蹦蹦”买了两块蛋糕，“蹦蹦”看到了Z君的高兴劲就甭提了，又蹦又跳，嘴里还呼呼有声，Z君真怕它说出点什么来。

海南的十二月，阴雨连绵，Z君在他经常就餐的小餐馆里，喝着酒，一条老狗在桌子底下转来转去。这条“垃圾狗”Z君以前经常见到。有时漂亮的“蹦蹦”出来时，经常被它吓得乱窜。此时，Z君拿了块牛肉递给它，它小心翼翼地从Z君的手中，将牛肉叨走，放在旁边吃掉。然后又抬起眼睛看Z君，Z君忙对它说：“没有了”，老狗也似乎明白了，站了起来，向另外一个垃圾堆跑去，餐馆外细雨濛濛，Z君想起一句用狗来形容人的话“你这条老狗，跑不能跑，咬不能咬”，这就是Z君的狗缘。